例如，它们不能随意把人民币换成美元汇出，也不能随意把美元换成人民币来购买中国金融资产。
另一方面是政府兜底，出了问题政府也给你兜着。过去做的是一个不对称的市场化，你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化，就是产品市场全部放开了，但是我们的要素市场没有放开，现在慢慢地放。
我们改革的做法就是把政府补的这一毛钱，原来是暗补，相当于就是补贴在粮价里头，现在直接把这一毛钱给你，变成明补。在发展所的短短的时间，让我很快就了解政策制定研讨的过程，了解社会、了解经济，是非常有收获的。为什么？一方面是持续高速增长，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第二个方面就是在配置的时候，比较偏好大企业、偏好国有企业。我们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看看能不能有办法它引入市场机制，以后粮食的价格最好是由市场来决定。
这样其实是相当于用资金来支持城市的工业化，它是一种从农民向城市工业的一种资金的再分配。要稳汇率还是人民币国际化？ 【2011年，各项金融改革推进工作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关于利率、汇率、资本项目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究竟是协调推进还是先内后外还存在争议，在这个背景下，经济学界爆发了一次开放和改革先后之争。唯一的问题是，香港的资本形成过程中已被英美资本高度渗透，与美元联系汇率制度决定了其是美元资本而非人民币资本的一部分。
这和其他发生债务危机国家（阿根廷、巴西、土耳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换句话说，或许纸币要多少有多少，但货币却一定始终不足。要理解我的观点还是要回到纸币和货币的区分上。如前所述，新中国之所以转向计划经济，和以贵金属为基准的货币不足密切相关。
退一步讲，即便真的存在合理的比例，那么这个比例也只是描述了一个经济创造货币的能力，而不能标度货币是否超发。但如果我们把政府也视作一种生产公共产品（服务）的公司，土地市场视作地方政府的股票市场，却可以发现，在相应的房地产市场中，地方政府这一特殊企业的资本结构远比美国更领先。
增加货币，带来的是经济成功国家市场化进程中必然伴生的价格革命。而小规模经济体比大规模经济体更容易通过贸易顺差获得足够代际间分工货币。但是，即使18世纪后期清朝的利息趋于缓和，商业利率仍然高于西欧国家，也高于日本，货币不足及其带来的高利息环境，依然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国比较高的利息率和较高资本成本很可能‘对核心地区的农业或原始工业发展构成致命的差异（朱嘉明，2012，p97-98）。没有基于高贴现率房地产带来的泡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一句空话。
把病人氧气管拔掉只能解决病人而不能解决病本身。前者是指资本实际获得的未来收益对应的贴现率。一旦纸币被误用，就会通过商品价格的变化抵消纸币和货币比例的变化。我的文章建议减少商品房供地，不是为了维持高房价，而是为了防止房地产丧失流动性（有价无市）。
中国房地产创造了今天最多的流动性，房地产崩盘，就意味着这些资产不再有广泛的需求，流动性随之丧失。七、房地产可以降低市场利率吗？ 我的原话是：只要房价上升，中国的货币就会向市场上供给和美元一样（甚至更低）利息的资本。
但我们必须清楚意识到，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元初20年里中统钞发行规模有限，纸币有充分的贵金属做准备，此时的纸币仍是商品货币的符号。
任何一个国家，不同的资本市场的资本价格（利率）都是不一样的。类似蒙元金属货币大流失导致明朝初年被迫实行计划经济一样，民国迁台带走黄金，也使得中国只能选择需要较少货币但效率较低的计划经济。1934年受美国白银政策影响，中国货币流出高达2.27亿银元。一个大胆的猜想就是，货币的贴现率对于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效果是不同的。他们把国家发行的货币加上其以本币发行的国债视作类似公司股权的资本，结果发现，1993-2014年，美国国家股权占GDP的比例从120%上升到180%，英国从不到100%上升到250%，中国从100%上升到210%。反之，不能内生货币，顺差减少甚至出现逆差，就会像历史上遇到白银外流的所有朝代那样，出现经济萎缩甚至引发社会动乱。
用于窖存、投资、借贷的货币并非泄漏的货币，其本质是代际的交易，可以视作市场规模在时间维度上的扩大。而一旦企业完成创业，进入运营（现金流增长）阶段，高贴现率的副作用就开始显现出来了。
Co代表一次性投资，比如家庭的住房、汽车、电器等大件耐用品购买，企业、政府的固投。同样的道理，今天地方政府的信用也不是靠强制的公权力，而是靠独特的土地制度——垄断一级市场。
三、为什么中国利息长期高于其他经济？ 朱嘉明的解释是中国在传统货币经济下，对资本和货币的需求长期超过供给，是形成高利贷的真正原因（朱嘉明，2012，p99）。而股票市场信用差，非国有企业抵押贷款的利率就会高得吓人。
相对于前者，高房价生成的流动性就是低息货币。由于房地产信用散布在大部分家庭和企业，整个社会面临中美贸易战可能带来的流动性不足（如土耳其那样）的风险就会小很多。中国地方政府大部分是股票型的，不容易破产。2. 方宝璋：两宋纸币发行的得与失，《学习时报》，2018-06-27。
这种混淆不仅在民间甚至在学界也普遍存在。朱嘉明先生在书中指出：在中国超过两千年的货币史中，‘钱荒不断。
大家想想为什么美国不对股票征税而对房地产征税？这是因为股票是美国流动性的主要来源而房地产不是。用公式表示，就是： 创业阶段 Ro-Co=So So≥0 运营阶段 Ri-Ci=Si Si≥0 资本获得 Ro=kRi 其中，Ro代表资本，比如不动产、股票、债券的价格，是未来收益的贴现。
纸币发行规模更大的元朝，利率反而陡升。这个假说回答了为什么古代中国货币极其稀缺，利息长期高于欧洲、日本"[3]。
不仅是因为美国信用大部分在股市，中国信用大部分在房市，仅仅是财富分布状态，房地产也远比股票市场更公平——救股市，是救少数人。换句话说，高贴现率的货币环境不利于现在企业的运营，但却有利于未来企业的孵化。另一方面又存在长期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严重的倾向。所以纸币发行愈多，铜钱‘荒就越严重（朱嘉明，2012，P131）。
只有在高水平的批评面前依然能够屹立不倒，才能体现出理论的韧性。Ci代表可变成本，比如家庭的水电衣食支出、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和城市的运营性支出。
在现实中，就是我们看到的创业中的企业和运营中的企业冰火两重天的现象。当然相应地，经济暴露在风险下的机率也就越大。
其结果就是以实物剩余为信用来源的货币，永远少于交易实际需要信用。从那以后（特别是加入WTO），巨大的顺差通过强制结汇机制带来美元的大规模流入，其效果与大航海时代流入中国的白银效果类似，增加的货币没有像纸币增加那样导致通货膨胀，而是带来分工的深化和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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